【學黨史】李大釗《獄中自述》盡顯初心堅定熾烈
時間：2021-05-20 08:57:00
來源：北京日報、北京人大微信公眾號
“釗自束發(fā)受書，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(yè)，實踐其所信，勵行其所知，為功為罪，所不暇計。今既被逮，惟有直言……”在萬安公墓李大釗烈士陵園即將正式開展的《不朽的功勛——李大釗生平事跡展》上，一份李大釗親筆書寫的《獄中自述》手稿正在屏幕上閃現(xiàn)，看后令人心緒久久不能平復。
1927年4月29日，一個消息震撼了整個京城——《晨報》報道：李大釗等前一天已執(zhí)行絞決。李大釗生前留下的《獄中自述》，成為其對無產(chǎn)階級事業(yè)無限忠誠的歷史見證，更是他用生命譜寫的一曲正氣歌。初讀《獄中自述》，難免發(fā)出疑問，為何李大釗只字未提他一直為之奮斗的共產(chǎn)主義，卻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寫了這篇自述？我們穿越時光，重回近百年前的那段歷史中探尋答案——這篇大約2800字的自述背后，深藏著李大釗堅定的理想信仰、大無畏的革命精神，以及他舍身護衛(wèi)年輕革命者的眷眷之心。獄中篤定落筆展現(xiàn)堅定信仰
1927年4月6日，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國共產(chǎn)黨北方區(qū)委書記、中國國民黨在北方的主要負責人李大釗。 在獄中，李大釗留下了兩份珍貴的文獻資料——《獄中供詞》和《獄中自述》。《獄中供詞》是李大釗被敵人審問時的回答，而《獄中自述》則是他以書面形式向敵人作出的回答。 當時，李大釗的被捕和入獄，震驚了京城內(nèi)外，各界人士競相營救。北京25所大學校長集會，發(fā)表聲明要求“移交法庭辦理”；李大釗同鄉(xiāng)300余人聯(lián)名請釋；西北的國民軍通電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殺害李大釗：京津不少報紙也為李大釗呼吁；北方鐵路工人甚至組織了劫獄隊，決心不惜代價，全力營救李大釗。但李大釗聞訊，卻不愿革命力量再受損失，堅決勸阻。中共北方組織忍痛取消了劫獄營救計劃，工人們?yōu)橛羞@樣偉大的領(lǐng)袖而感動落淚。 壓力之下，京師警察廳在抓捕李大釗的第二天就匆忙委派了15人進行審理。 1927年4月8日的《世界日報》上記載：“李著灰棉袍，青布馬褂，滿臉髭須，精神甚為煥發(fā)，態(tài)度極為鎮(zhèn)靜，自稱馬克思學說崇信者，對于其他之一切行為，則謂概不知曉云云。” 問到后來，他干脆說：“因預審中供詞，由書記記錄，多與彼原意不甚相符?！庇谑?，就有了后來被廣為傳誦的《獄中自述》。終日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釗，終于借這個機會梳理了自己的一生。 《獄中自述》共有三稿。初稿較為簡略，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。最后一稿大約2800字。1957年，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將其捐獻給國家。 《獄中自述》的字體蒼勁有力，書寫一絲不茍。透過這些字，仿佛可以看到李大釗在獄中篤定落筆的樣子。雖是危難關(guān)頭，他卻沒有絲毫的慌亂與猶疑，因為，他心中的信仰堅定而熾烈，為了實現(xiàn)再造中國之理想，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。 “李大釗，字守常，直隸樂亭人，現(xiàn)年三十九歲。在襁褓中即失怙恃，既無兄弟，又鮮姊妹，為一垂老之祖父教養(yǎng)成人……釗感于國勢之危迫，急思深研政理，求得挽救民族、振奮國群之良策，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?！?/span> 《獄中自述》中，李大釗用很大篇幅回顧了自己壯烈的、革命的一生，表達了他的偉大抱負，宣傳了反對帝國主義、改造中國的革命主張。 那是一個世紀前的古都北京，政治形勢錯綜復雜，各種新思潮風起云涌。 1916年，一位留著威嚴八字胡、目光銳利的27歲青年，從日本留學回國，抱著救國理想來到北京。這位青年就是李大釗。正如他在《獄中自述》所說，“留東三年，益感再造中國之不可緩”“今欲挽此危局，非將束制吾民族生機之不平等條約廢止不可……今日之世界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，故必須采用一種新政策……” 也有《獄中自述》故意略去的一段經(jīng)歷。早在留日前后，李大釗就接觸到社會主義思潮，到北京的第二年，即1917年春季，他研究了俄國二月革命的經(jīng)驗及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中的作用。十月革命的勝利，更讓他看到了中華民族自救復興的曙光，李大釗以深邃的歷史眼光，認定它代表著世界新潮流，于是在中國大地上第一個舉起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旗幟。 李大釗38年的短暫人生，有10年是在北京度過的。北大紅樓、石駙馬大街后宅胡同35號小院（現(xiàn)西城區(qū)新文化街文華胡同24號）等處，都留下了他傳播馬克思主義、創(chuàng)建中國共產(chǎn)黨、領(lǐng)導北方工人運動、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等偉大革命實踐的足跡。 《獄中自述》中，李大釗以國民黨人自稱，未曾談及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作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創(chuàng)始人之一，李大釗為何要以國民黨人的身份寫自述呢？ 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斗爭形勢，便不難理解李大釗的抉擇。 1922年8月，中共中央召開西湖會議，決定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。會后，李大釗專程到上海會見孫中山。 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創(chuàng)建者和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第一次見面，就一見如故，兩人“暢談不倦，幾乎忘食”。李大釗在《獄中自述》中也記載了這段經(jīng)歷：“曾憶有一次孫先生與我暢論其建國方略，亙數(shù)時間，即由先生親自主盟，介紹我入國民黨。”那時的孫中山，看到了共產(chǎn)黨煥發(fā)出的勃勃生機，要借以改造國民黨。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，李大釗兼任共產(chǎn)黨北方區(qū)委書記和國民黨北京執(zhí)行部組織部部長，領(lǐng)導著直隸、山西、山東、河南、綏遠、甘肅、新疆、黑龍江等北方15個省區(qū)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工人、農(nóng)民和學生運動。北方群眾運動一波連一波，高潮迭起。 1924年北京政變之后，馮玉祥率領(lǐng)的國民軍四面受敵。危急下，多虧李大釗及時出面，懇請?zhí)K聯(lián)提供軍火援助，這才令國民軍不斷擴充軍源，具備了與北方反動軍閥相抗衡的資本。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，李大釗等共產(chǎn)黨人及許多國民黨左派人士被通緝。3月底，中共北方區(qū)委、北京地委、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遷入東交民巷蘇聯(lián)大使館西院的舊兵營內(nèi)，繼續(xù)領(lǐng)導北方人民的革命斗爭。不久，奉系軍閥控制了北洋軍閥政府，更加重了北京的白色恐怖。當時，北京城貼滿了這樣的告示：“宣傳赤化，主張共產(chǎn)，不分首從，一律死刑”。《京報》主筆邵飄萍、《社會日報》社長林白水先后被殺害。任“討赤聯(lián)軍總司令”的張作霖，將捕殺李大釗等人列為特別緊迫的軍事行動。 但李大釗仍然沒有離開北京，堅持轉(zhuǎn)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。 危險日益迫近，李大釗和同事在后院僻靜處，將一沓沓的文件扔進熊熊的爐火中。雖然很多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，但他不肯。據(jù)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回憶，父親曾對母親說：“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。你要知道現(xiàn)在是什么時候，這里的工作是多么重要。我哪能離開呢？” 當時的中國從北到南，戰(zhàn)火不休。堅守北京的李大釗就成了連接南北革命斗爭的關(guān)節(jié)點。一條條軍事情報、政治情報匯聚到蘇聯(lián)使館舊兵營里那座小院，再秘密地分轉(zhuǎn)出去。與此同時，北方革命力量也在迅速發(fā)展。從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，北京的共產(chǎn)黨黨員由300多人發(fā)展到1000多人，國民黨黨員由2000余人發(fā)展到4000余人。就連張作霖的大帥府里，也建立了中共地下黨支部，支部書記就是大帥府秘書董季皋。 1927年4月6日，在獲得帝國主義公使團的默許后，張作霖不顧國際公法，悍然派兵闖進蘇聯(lián)使館，瘋狂搜捕。李大釗與妻子、兩個女兒，連同滯留北京地區(qū)的國共兩黨工作人員及蘇聯(lián)駐華人員數(shù)十人一同被捕。 看到這里，我們自然也就明白了李大釗的抉擇。在這種險惡形勢下，他首先考慮的是如何避免黨的組織再次遭受破壞。鑒于張作霖極端仇視共產(chǎn)黨，李大釗在自述中隱藏了自己中共領(lǐng)導人的身份，絕口不談共產(chǎn)黨，有意利用國民黨這層關(guān)系，最大限度保護一同被捕的其他人。 李大釗在《獄中自述》中講述了一些事情，仔細閱讀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李大釗可謂是字斟句酌。他煞費苦心地和敵人周旋，以保護革命組織，保存革命力量。 為了迷惑敵人、保護革命力量，《獄中自述》中寫道，國民黨政治委員會“北京分會自吳稚暉、于右任等相繼出京后，只余李石曾及釗”“目下在北方并無重要工作”“近來傳言黨人在北京將有如何之計劃，如何之舉動，皆屬杯弓市虎之謠”。 為了保護進步工人、工人組織，他寫道，“北京為學術(shù)中心，非工業(yè)中心，故只有黨之組織，而無工會之組織……黨籍中之工人黨員，亦甚罕見?！?/span> 當時，敵人把李大釗等一案誣為“蘇聯(lián)陰謀案”，把共產(chǎn)黨誣蔑為“赤俄的工具”，并借此大搞所謂“討赤驅(qū)赤”。李大釗在《獄中自述》中堅決聲明：他們的住所是由國民黨人徐謙等掌管的“庚子賠款委員會”，而不是蘇聯(lián)大使館；一切事項“并未與任何俄人商議”，一切用款則全由國民黨自廣州、武漢匯寄。李大釗以此說法來盡力保護一同被捕的人員。 李大釗經(jīng)過慎重選擇，也談了一些眾所周知的國民黨的情況。例如，他提到了蔣介石、汪精衛(wèi)、吳稚暉、李石曾等人的名字，談了國民黨第一次、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武漢國民黨中央的一些情況，但這些情況都是已見諸報端的。李大釗借用這些信息，掩護了真正秘密的信息。 在《獄中自述》的結(jié)尾處，李大釗依然在獨攬責任，全力保全他人，“倘因此而重獲罪戾，則釗實當負其全責。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，不事株連，則釗感且不盡矣！” 他還特別寫道：“釗夙研史學，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，如已沒收，尚希保存，以利文化。” 李大釗從被捕到就義，在獄中共22天，堅貞不屈，沒有向敵人泄露黨的任何秘密。 張作霖派出參謀長楊宇霆，讓他以同鄉(xiāng)的身份勸降李大釗，并對李大釗許以高官厚祿。李大釗輕蔑地回答：“張作霖是猙獰之子，吳佩孚是狼狽之兒，我豈能為他們效勞。大丈夫生于世間，寧可粗布以御寒，糙食以當肉，安步以當車，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氣節(jié)！” 所以，警察廳一方面對外界宣稱“李大釗口供頗多”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認“李無確供”。 在獄中20余日，李大釗絕不提家事。當他在審訊處最后一次，也是惟一一次見到同在獄中的妻子、女兒時，只是靜靜地看著她們，沒有對她們說一句話。 即便是“無確供”，特別法庭還是在4月28日突然開庭，草草審理了70分鐘，便判處李大釗等20人絞決，立即押赴西交民巷的京師看守所執(zhí)行。 李大釗身著棉袍，在鏡頭前留下了最后一張照片：頭發(fā)剃去了，寬闊的額頭，濃黑的雙眉，兩眼目光淡定，臉上泰然自若，宛如平日。 李大釗視死如歸，因為他對生命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。如同他在1919年發(fā)表的短文《犧牲》中所說：“人生的目的，在發(fā)展自己的生命，可是也有為發(fā)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。因為平凡的發(fā)展，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。絕美的風景，多在奇險的山川。絕壯的音樂，多是悲涼的韻調(diào)。高尚的生活，常在壯烈的犧牲中。”
